葉思北在第一時間報警，葉思北和範建成之前並無情侶等可能發生性行為的親密關係，從常理上，都可以推斷，這極有可能是強姦。

可與此同時，葉思北缺錢、主動帶安全套、過程中完全配合、反覆報警、口供與照片、錄音等客觀證據有差異等違背常理的行為，也令人懷疑。

這也的確可能是一場她自編自導自演的仙人跳。她騙過了林楓，給範建成刻意設套。

“她整個過程裡沒有任何反抗跡象，甚至主動配合。她說自己反抗，但實際上她的抓痕位置在我當事人的左肩，那個位置及抓痕方向，擁抱是最可能導致這種抓痕產生的，這不僅不是反抗，甚至可以說是主動。”

孟鑫提出自己的疑點。

“按照受害人口供，這完全是受脅迫所致，不反抗、主動配合，都沒辦法證明受害人是自願的。相反，嫌疑人在性關係可能性極低的身份關係裡、將醉酒當事人帶到一個不能反抗的密閉空間進行性行為，從常理推斷，強迫的可能性遠大於自願。”

“葉思北如果說的是實話，為什麼對案情描述與物證矛盾這麼大？她說自己只打了一次電話，實際顯示死兩次，她說自己沒有看見嫌疑人，但事實是就有一張照片她是睜著眼睛的，她不是全程矇眼，她的口供與物證是完全矛盾的。”

“電話可能是範建成自己撥打第一通電話後刪除，照片可能是醉酒後意識不清時拍的照片，”公訴人提出反駁，“如果當時電話是葉思北打的，葉思北意識是完全清醒的，她知道自己打電話，她睜著眼看著範建成拍照，她怎麼可能不知道這通電話、這張照片的存在？她應該撒一個更好的謊，應該說，這張照片，恰恰是證明被害人當時意識不清的關鍵證據。”

“她平時酒量就是二兩，所有證人、包括她自己所陳述的當天飲酒量，都不可能讓正常人到達她所說的意識完全喪失的程度，而趙楚楚也作證，在他們分別時，葉思北的意識能夠完整的辨認人、打電話、有邏輯說話，她正常情況下不可能到達檢院認為所認為的意識不清的地步，檢院推測的可能性，是不具有客觀基礎的猜想。”

“那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受害人要挾過嫌疑人，那只是嫌疑人單方面的口供，甚至於我們有追加的音訊證據，證明受害人在面對公司賄賂時仍舊堅持起訴，她如果是為了錢，早就翻供了。”

“那段音訊是受害人自己錄下的，這證明她有極強的法律防範意識，這反而輔證，她如果真的打算違法要挾我的當事人，就不會給他保留證據的機會……”

雙方你來我往，圍繞著證據、證人證言、口供瘋狂開戰。

雙方都沒有鐵證，都只能在證人證言中尋找破綻。

相比範建成，葉思北的口供和物證對比矛盾更大。

她說只打過一次電話，實際有兩次通話記錄。

她說她反抗，但其實唯一一次反抗痕跡，更像是親密接觸留下。

她說她完全沒有任何意識，睜開眼時是蒙著眼睛，實際她飲酒量幾乎不可能到達完全失去意識的程度，而趙楚楚臨時補加的口供，更進一步證明，她整個過程應該是清醒，不太可能到達她所說的有一段時間徹底斷片的程度。

她的口供中沒有任何關於安全套使用的內容，但實際上現場是有安全套外殼的存在；

她說安全套是趙楚楚教她攜帶，但趙楚楚卻對此矢口否認……

案子進行到最後，雙方各自做最後總結。

公訴人先站起來：“本案中，嫌疑人與受害人為上下級關係，在案發之前，從無曖昧言行，不具有發生性關係的常理性。案發當日，酒桌上存在不正常的勸酒現象，嫌疑人作為上級，不加制止，放縱勸酒發生，有犯罪預備可能，從監控、證人證言證明，當事人當時存在醉酒現象，嫌疑人單獨帶醉酒受害人行至城郊蘆葦地，對受害人形成絕對壓倒性的密閉環境，足以造成受害人感知生命危險，陷入被脅迫狀態，違背自己意志，配合嫌疑人完成性侵過程。案發後，受害人第一時間報警，主動提出做精液鑑定，可見意志堅定，雖然受社會阻力改口撤案，但也屬於常理，結合精斑、皮屑等生物鑑定，我院認為，嫌疑人範建成以脅迫手段，違背受害人意願，強行發生性交關係，其行為觸犯《中國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犯罪事實清楚，應以強姦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公訴人說完後，孟鑫站起來：“本案中，受害人在案發前為了給弟弟買房，曾藉助我當事人在公司地位，虛開工資證明，後因貸款被丈夫發現，受害人與丈夫婚姻產生間隙，由此可推斷，受害人與我當事人過往有一定私交，並且處於極其缺錢的狀態，具有誣告我當事人的客觀動機。案件中，被告口供與物證基本一致，沒有瑕疵，而受害人的口供與證人證言、物證均有出入，有力證人林楓本身對此案抱有偏見，證詞可信度降低。檢方對於我方當事人定罪並無直接證據，更多源於常理推斷，但從常理來看，受害人在案發當天主動攜帶安全套，飲酒量完全不足以到達意識喪失水平卻自稱毫無意識，醉酒後在明知趙楚楚與自己住所路線情況，兩人一路時自己必定會落單的情況下，指明我當事人—— 一位年長異性送她回家，事發後雖然報警，卻並不直接說明性侵，等過了好幾天才二次報警，種種行為，都並不符合常理，反觀我當事人口供，與物證更為貼合，邏輯更為清晰。因此，我方為認為，此案證據不足，事實認定有誤，對於我方當事人，應予無罪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