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醫藥巨頭聯盟代表團在南都省城的酒店已經住了好幾天。

  “他瘋了！”湯普森第一個開口，“完全掌控核心技術？公開所有定價資料？這完全違背了商業邏輯！”

  “但他說的是事實。”佐藤健一平靜地說，“如果我們不合作，確實可能被排除在下一代治療體系之外。”

  “我們可以聯合開發替代技術來應對。”另一個代表提議。

  “需要多久？五年？十年？”一家歐洲製藥公司的代表伊莎貝爾·莫羅博士搖頭，“我仔細研究過楊平的論文，他們的技術路線與我們完全不同，是真正的創新，短時間內複製幾乎不可能。”

  施耐德揉著太陽穴：“關鍵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真的需要維持聯合陣線？黃佳才說得對，普惠框架下我們實際上是在競爭成為合作伙伴，而不是聯合控制。如果我們六家繼續捆綁，他可能會選擇與其他中小型公司合作，那樣我們的損失更大，不管怎麼樣，這一塊未來的市場，我們必須拿下入場券。”

  “所以你的建議是……各自談判？”杜邦問。

  “至少要保持靈活性。”施耐德說，“我們可以達成一個君子協議：在核心條款上保持協調，比如定價下限、區域劃分，但具體合作方式可以各顯神通。”

  “我同意。”佐藤立即表態，“我們願意在工藝最佳化和亞洲生産方面提供更有競爭力的方案。”

  “但這樣我們就會互相競價，最終漁翁得利的是銳行。”湯普森反對。

  “或者我們繼續聯合施壓，”莫羅博士提議，“但目標調整：不是控制技術，而是爭取更有利的授權條款。比如延長授權期限、降低授權費用、在決策機制中擁有更多話語權。”

  最終，六巨頭達成了一份內部備忘錄：對外保持“協商一緻”的形象，但在實際操作中，允許各公司根據自身優勢，與銳行進行差異化談判。同時，他們將聯合向銳行施壓，要求對普惠框架的某些條款進行“合理調整”。

  談判再次開啟。

  “黃先生，”施耐德代表發言，“經過討論，我們願意在普惠框架下探討合作。但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第一，授權期限應該不少於15年；第二，合作伙伴在所在區域應享有一定的市場保護期；第三，定價機制需要更多的靈活性，特別是針對不同醫療體系的國家；第四，我們希望建立一個聯合指導委員會，合作伙伴在其中擁有實質性的建議權。”

  黃佳才聽完，微微點頭：“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討論，我們的核心原則我也需要重申：核心技術控制權、全球定價透明度、非排他性原則。只要在這三條核心原則之內，銳行願意與各位進行建設性對話。”

  各位代表交換眼神之後，施耐德說：“那好，我們繼續一些合作的細節溝通。”……

  兩個小時後，黃佳才看了一眼時間：“今天已經談了很多，我建議明天繼續，我們可以繼續就具體條款逐項討論。另外，明天下午，楊平教授團隊成員將從實驗室過來，與各位進行技術層面的交流。”

  這個訊息讓代表們精神一振。見楊平教授團隊成員，意味著可以更直接地瞭解技術細節，也意味著銳行確實在認真考慮合作。

  會議結束，代表團離開。

  黃佳才獨自留在會議室，助理走進來。

  “黃總，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想就這次談判進行採訪。”

  “暫時不回應。”黃佳才說。

  ……

  華盛頓，白宮東翼。

  橢圓形辦公室裡，一場關乎生死的特別會議正在舉行。這不是常規的國家安全會議，卻可能影響美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未來地位。

  “總統先生，資料就在這裡。”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院長艾倫·威爾遜博士將一份厚厚的報告放在橡木桌面上，“三博研究所提供的臨床試驗資料，經過我們最嚴格的雙盲覆核，確認有效率達到92%，而現有標準療法平均只有19%。嚴重不良反應率1.2%，遠低於FDA常規審批要求的5%紅線。”

  總統先生翻閱著報告，眉頭緊鎖。他是律師出身，對科學資料保持著本能的審慎，但報告上那些圖表和統計顯著性標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