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實驗的資料迎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拐點。

  起因是漢斯的一個“失誤”。他在做蛋白質組學分析時，誤將一組對照樣本混入了聯合處理組的培養基中。按照常規操作，這組資料應該被廢棄。但漢斯是個較真的人，他堅持把錯誤樣本也跑完了質譜，想著至少可以當陰性對照用。

  結果出來後，他盯著螢幕看了很久，然後沖出細胞房，在走廊裡撞上了端著咖啡的唐順。

  “你看這個！”漢斯把膝上型電腦塞到唐順面前，差點把咖啡打翻。

  唐順放下杯子，眯著眼看那張熱圖：錯誤樣本，也就是沒有接受任何處理的對照培養基裡，居然檢測到了三種在聯合處理組中高度富集的細胞因子——BDNF、GDNF，以及一種他們從未見過的新型分泌蛋白。

  “可能太小，”唐順說，“對照組什麼都沒加，怎麼會有這些因子？”

  “所以我才讓你看！”漢斯的眼睛瞪得圓圓的，“我重複了三次，結果一樣。對照組的培養基裡，有東西在自發分泌這些因子。”

  他們把這個發現告訴了楊平。楊平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愣住的話：“也許我們一直找錯了方向。不是外源性幹細胞在分泌這些因子，是原細胞自己。”

  “什麼意思？”曼因斯坦問。

  “意思是，”楊平走到白闆前，畫了一個簡單的圖，“原細胞被啟用後，本身就能分泌神經營養因子。我們以為外源性幹細胞是在‘提供’支援，實際上它們可能只是在‘觸發’原細胞去做它本來就能做的事。”

  韋伯從德國打來視訊會議，聽完漢斯的彙報，他的第一句話是：“漢斯，你確定那個樣本真的混錯了？”

  “確定！我做了基因分型，那組樣本的SNP圖譜和聯合處理組完全不同。”

  “好，”韋伯點了點頭，“那麼這是一個比協同效應更大的發現。如果原細胞啟用後能夠自分泌神經營養因子，那我們過去五十年做的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多餘的。”

  “不完全是多餘，”楊平糾正道，“外源性幹細胞可能起到了‘啟動’的作用。就像汽車的點火器，沒有它發動機不會自己轉，但一旦點著了火，發動機自己就能跑。”

  “那我們要做的，”韋伯說，“不是給發動機加油，是找到一個更好的點火器。”

  這個發現徹底改變了研究方向。

  接下來的兩個月，團隊分成兩路：一路繼續最佳化聯合方案，驗證原細胞的自分泌能力；另一路則開始尋找能夠單獨啟用原細胞、同時誘導其向神經元分化的“最小有效刺激”。

  伊娃的電生理資料提供了關鍵線索。她發現，在聯合處理組中，M7的運動誘發電位恢復呈現出一個奇怪的時間曲線，前四周幾乎沒有變化，第五週突然跳升，然後穩步上升。這個“跳升”的時間點，恰好對應著原細胞標記物達到峰值後的一週。

  “有一個延遲，”伊娃在組會上說，“四周的沉默期，然後是爆發。這說明原細胞被啟用後，需要一段時間來‘成熟’，然後才能發揮功能。”

  “四周的沉默期，”楊平重複著這個詞，“如果我們能把這個沉默期縮短呢？”

  “怎麼縮短？”

  “改變微環境，原細胞之所以需要四周，可能是因為周圍的瘢痕組織在抑制它們。如果我們能同時清除瘢痕，或者改變瘢痕的性質，也許能讓原細胞更快成熟。”

  這個思路引出了第三個方向的探索：瘢痕調控。

  瘢痕調控不是新概念，嵴髓損傷後，星形膠質細胞增生形成膠質瘢痕，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再生的障礙。但近年來的研究發現，瘢痕並非完全有害，它在早期有隔離損傷、防止炎症擴散的保護作用，只是後期變得過於緻密，阻礙了軸突再生。

  “問題的關鍵不是有沒有瘢痕，”楊平在文獻綜述會上說，“是瘢痕的‘質地’。太鬆了，炎症會擴散；太密了，軸突過不去。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可滲透’的瘢痕，讓軸突能穿過，但炎症不能。”

  莉娜把過去十年關於瘢痕調控的文獻全部整理了一遍，建了一個資料庫，涵蓋了127篇論文、34種候選分子和12種生物材料。她做了一個網路分析，發現所有有效的瘢痕調控策略都指向同一個通路：TGF-β/Smad。

  “TGF-β是瘢痕形成的總開關，”她在彙報時展示了一張複雜的訊號通路圖，“上調它，瘢痕增厚；下調它，瘢痕變薄。但問題是，TGF-β在損傷早期是保護性的，晚期才是阻礙性的。簡單抑制它，可能會加重早期損傷。”

  “所以需要時空調控，”韋伯在影片那頭說，“早期保留，晚期抑制。”

  “對，但怎麼做到時空調控？”

  會議室裡安靜了很久，然後弗裡茨舉起了手，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組會上發言。

  “我……有個想法，”他的聲音很輕，帶著濃重的德國口音，“M7的籠子旁邊有一盆綠蘿，是我養的。上個月我不在，它快枯死了。我回來以後，沒有直接澆水，先把枯葉子剪掉，然後只澆了一半平時量的水。現在它活過來了，而且長得比以前好。”

  所有人都看著他，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弗裡茨的臉紅了，“有時候幫助不是給更多，是給更少，但在對的時間。瘢痕也是，也許我們不需要加什麼新藥，只需要在特定時間減少一點什麼。”

  楊平看著他，看了很久，然後笑了：“弗裡茨，你說得對，我們需要一個‘修剪’的策略，不是‘施肥’的策略。”

  這個比喻啟發了莉娜，她重新分析了資料庫，發現所有在晚期有效的瘢痕調控方案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不是抑制TGF-β本身，而是抑制TGF-β下游的一個特定分子，結締組織生長因子（CTGF）。CTGF在損傷後兩週開始上升，四周達到峰值，然後維持在高位。它負責把鬆散的瘢痕“壓實”，變成緻密的屏障。

  “如果我們能在第三週開始，特異性抑制CTGF，”莉娜興奮地說，“就能讓瘢痕保持鬆散可滲透的狀態，同時不干擾早期TGF-β的保護作用。”

  “有現成的抑制劑嗎？”楊平問。

  “有一個小分子，叫FG-3019，是FibroGen公司開發的抗CTGF抗體。已經在肺纖維化和腎纖維化的臨床試驗中測試過，安全性資料很好。”

  “能搞到嗎？”

  莉娜查了查：“它是臨床級試劑，需要特殊渠道。而且，用於嵴髓損傷是超適應症使用。”

  楊平看向韋伯的影片視窗。韋伯沉默了幾秒鐘，然後說：“我來想辦法。我在FibroGen有個老朋友。”

  三天後，韋伯回復了一封郵件，附件是一份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的草案。FibroGen同意提供少量FG-3019用於臨床前研究，條件是不得用於人體試驗。

  “足夠了，”楊平說，“我們先在動物上驗證。”

  FG-3019的實驗設計由漢斯和一位中方博士共同完成。他們爭論了整整一週，最後達成了一個折中方案：採用三因素設計，原細胞啟用、外源性幹細胞移植和CTGF抑制，每個因素兩個水平，共八組。樣本量每組十五隻小鼠，總共一百二十隻。

  “這是我們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小白鼠動物實驗，”唐順在實驗啟動會上說，“需要三個月才能完成。”

  “三個月，”楊平算了算，“加上資料分析和論文撰寫，至少半年才能出結果。”

  “但如果我們是對的，”曼因斯坦說，“這半年值得等。”

    實驗開始後，研究所的氣氛變得緊張而壓抑。每天早上一上班，所有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動物房的資料闆，每組動物的存活率、體重變化和行為學評分。前兩週，八組之間幾乎沒有差異，所有人的心都懸著。

  第三週，變化開始出現。

  CTGF抑制組，無論是單獨使用還是聯合使用，瘢痕面積開始明顯小於對照組。更關鍵的是，這些瘢痕的質地不同：免疫染色顯示，CTGF抑制組的瘢痕中，星形膠質細胞排列鬆散，細胞間隙增大，而對照組的瘢痕緻密如闆。

  第四周，運動功能評分開始出現分化。聯合處理+CTGF抑制組的表現顯著優於其他所有組，比單純的聯合處理組高出約百分之三十。

  第五週，也就是伊娃之前觀察到的“跳升”時間點，聯合處理+CTGF抑制組出現了爆發式的功能恢復。BMS評分從平均2.5分躍升到4.8分，接近正常小鼠的5.0分。更驚人的是，組織學分析顯示，這一組的損傷區域有大量新生的神經元和軸突穿過瘢痕，形成了連續的組織橋。

  “它們穿過去了，”伊娃在顯微鏡前喃喃自語，“軸突真的穿過了瘢痕。”

  她把影象投影到會議室的大螢幕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唿吸。綠色的軸突標記像一條條細線，從損傷的頭側延伸到尾側，中間穿過一片淡藍色的區域，那是被“軟化”的瘢痕。

  “這是第一次，”韋伯在影片中說，他的聲音有些顫抖，“有人在成年哺乳動物中，讓軸突穿過了膠質瘢痕。”

  會議室裡沒有人說話。然後，不知是誰先開始的，掌聲響了起來。先是稀稀落落，然後越來越熱烈。唐順的眼眶紅了，漢斯在偷偷擦眼睛，莉娜抱著膝上型電腦，笑得像個孩子。弗裡茨站在角落裡，沒有鼓掌，只是看著螢幕上的那些綠色細線，輕聲說了一句德語。沒有人聽懂，但M7如果在場，也許會懂。

  楊平坐在辦公室裡，把八組實驗的資料一張一張地鋪在桌上，像擺撲克牌一樣。每一張圖都是一個故事：有的悲傷，有的平淡，有的充滿希望。

  他拿起聯合處理+CTGF抑制組的那張組織學照片，對著檯燈看了很久。那些綠色的軸突細線，在燈光下閃閃發亮，像春天的柳條，像雨後的蛛網，像所有脆弱但堅韌的生命形態。

  他給韋伯寫了一封郵件：“資料出來了，比我們想象的更好。”

  韋伯回了一趟德國，他回復：“我下週回來，繼續打工。”

  韋伯這次來，帶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他的妻子，艾琳娜。

  艾琳娜是個退休的兒科醫生，七十多歲，銀白色的短髮，說話溫和但不容置疑。她出現在研究所門口的時候，所有人都愣住了。韋伯從來沒有提過他有妻子，更沒人想到她會把他帶到實驗室來。

  “艾琳娜想來看看M7，”韋伯簡單地說，“她看了那部紀錄片的粗剪版，對那隻猴子很感興趣。”

  “只是感興趣？”曼因斯坦小聲問楊平。

  “不只是感興趣，”艾琳娜似乎聽到了，轉過頭來，“我當了四十年兒科醫生，見過很多孩子因為疾病或意外失去行動能力。我見過他們的父母的眼神。M7的眼神，和那些在康復室裡努力站起來的孩子，一模一樣。”

  她走到M7的籠子前面，蹲下來，和M7平視。M7看著她，歪了歪頭，然後伸出了手。

  艾琳娜握住了M7的手指，輕輕地搖了搖。M7發出一種低沉的、像唿嚕又像哼唱的聲音。

  “它在說什麼？”艾琳娜問。

  “它在說‘謝謝’，”弗裡茨在旁邊回答，“或者‘你好’。M7的語言很簡單，只有幾個音節，但每個音節都有意思。”

  “你能聽懂？”

  “不能全部聽懂，”弗裡茨誠實地說，“但能感覺到。”

  艾琳娜笑了，那個笑容讓她臉上的皺紋變得柔和。她轉頭對韋伯說：“卡爾，你說得對，這裡確實值得你來打工。”

  韋伯的臉微微紅了一下，這是曼因斯坦第一次看到他不好意思。

  M7的聯合治療方案在韋伯到達後的第二週正式啟動。

  這是整個專案中最關鍵的節點。小鼠的資料再好，也只是小鼠。M7是靈長類動物，它的嵴髓結構、免疫反應和神經可塑性，都和人類更接近。如果M7能成功，距離人體臨床試驗就只有一步之遙。

  手術由楊平主刀，曼因斯坦在旁協助，伊娃負責術中電生理監測。唐順和漢斯在隔壁的準備室裡，守著那兩管珍貴的細胞懸液，—一管是啟用原細胞的誘導因子，一管是外源性神經幹細胞，還有一管是FG-3019。

  “準備好了嗎？”楊平問。

  “準備好了。”所有人齊聲回答。

  M7被麻醉後，俯臥在手術檯上。它的背部被剃光了毛，露出粉紅色的皮膚。楊平用手術刀在T8節段切開一個縱向切口，暴露椎闆。然後他用高速磨鑽小心地磨除椎闆，露出硬嵴膜。

  “硬嵴膜完整，”楊平彙報，“準備切開。”

  他換了一把更精細的手術刀，在硬嵴膜上切了一個T形開口。嵴髓暴露在視野中，灰白色的，表面有細小的血管在跳動。

  “損傷區在這裡，”他指著嵴髓背側的一個暗紅色區域，“約三毫米長，半切深度。”

  韋伯湊近顯微鏡，觀察了一會兒，然後點了點頭：“和影像學一緻，可以開始移植。”

  第一管誘導因子被緩慢地注入損傷區周圍。楊平用的是一種特殊的微注射器，針頭直徑只有0.3毫米，儘量減少對嵴髓的機械損傷。淡黃色的液體在嵴髓表面擴散開來，像一滴墨水滴入清水。

  第二管是外源性神經幹細胞。這些細胞被懸浮在一種溫敏性水凝膠中，注入後會迅速固化，形成三維支架。楊平的動作更慢了，每一微升都精確控制。綠色的細胞懸液在顯微鏡下閃閃發亮，像流動的翡翠。

  第三管是FG-3019。這一次，楊平沒有直接注入嵴髓，而是注入損傷區周圍的硬膜外間隙。他的理由是：CTGF主要在瘢痕形成的晚期由軟膜下的成纖維細胞分泌，硬膜外給藥可以形成一個緩釋庫，在第三週開始發揮作用，正好匹配瘢痕成熟的時間窗。

  手術持續了一個小時。當最後一針縫合完成時，楊平直起腰，長出了一口氣。

  術後的前兩週，M7被安置在一個特殊的康復籠裡。這個籠子比原來的大了一倍，地面鋪著防滑墊，四周有軟質的護欄。弗裡茨每天花六個小時陪它，給它梳毛、喂水、做被動關節活動。

  M7的狀態出乎意料地好。術後第二天就開始進食，第三天就能在籠子裡翻身，第五天開始嘗試用手臂支撐身體。這些表現讓伊娃很驚訝，她之前參與過幾次靈長類動物的嵴髓手術，術後通常需要一週以上才能恢復基本活動。

  楊平坐在辦公室裡，看著白闆上自己的畫的圖，如果真的背後存在一個機制，將幹細胞和三維導向基因統一起來，要研究的東西很多，需要很多實驗室參與。

  德國人現在研究的領域只是一小部分，他們只是從幹細胞的角度出發，試圖打通這個理論。

  而三博研究所的唐順帶領的團隊，現在從三維導向基因理論出發，還有世界上其他很多團隊陸陸續續參與進來，從自己擅長的領域出發。

  他們究竟能不能匯合，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