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守兩端，一體之必須。

銃炮等攻擊性武器交流完畢，自然要有對應的防護，王戰接著交代的是鎧甲工匠。

既然想到了滑輪組重型鍛錘，那當然要充分發揮其作用。除了大炮的短圓管，當前首要的需求就是鎧甲，王戰要憑其鍛打大塊百鍊鋼的能力來鍛造大塊的板甲和麵罩。

王戰打算把鎧甲的重量都集中在頭部和軀幹正、側面，把頭盔、面罩、胸部板甲和小腹部位的鱗甲厚度暫定為自己將要確定的一分，也就是約三點三三毫米，儘可能的增加防護力。

之所以說是“自己將要確定的一分”，是因為此時大曌的尺子並不統一，不算民間的，官方就有三種長短不等的尺子，與之相應的一寸、一分自然也是不等的，王戰需要重新統一長度單位，至少是確定一個基準單位。

對於身軀的其他部位，後背、臂鎧和腿裙，王戰打算用皮甲或棉甲，或按兵種不同而選用薄一些的鐵甲，儘可能減少士兵身上的重量。

粗略算下來，這一套鎧甲，頭盔、面罩、軀幹正、側面的板甲、小腹部位的鱗甲，大概相當於彼世二十三四斤、此時的二十曌斤;後背、臂鎧和腿裙用皮甲的話，面積雖然大，大概也就十二三斤左右，若是用百鍊鋼，一毫厚度的鐵葉鱗甲也絕不會超過二十曌斤，單以鎧甲來說，單兵全鐵甲的情況下，整體負擔幾乎比大宋步人甲降低三成。

之所以如此選擇，尤其是讓士兵人人都有鐵面甲，是因為王戰進行了簡單的分析:頭部最致命，普通人鬥毆出於本能都是首選打腦袋，更不要說訓練有素的敵軍;而軀幹被彈面積最大，最容易被擊中，致命性也很高。

後世的軍用頭盔和防彈背心也不是隨便決定防護哪裡的，也是根據統計資料來的。

歷史上徐光啟也曾上奏疏:“賊於五步之內，專射面肋，每發必斃。”頭部面罩與軀幹板甲防護，應對的便是東金的“專射面肋”。

目前的現實中，在實戰中對大曌一次又一次的勝利讓東金計程車氣高昂到了囂張狂妄的地步。這種狂妄使東金常常把盾車推到大曌軍眼皮底下，在盾車掩護下的重甲步兵在前排，輕甲弓手在後排，“賊於五步之內”抵近射箭，命中率極高。

大曌工匠生活困苦，所以不止火銃，鎧甲同樣是偷工減料，是以多數曌軍身上的鎧甲根本防不住近距離的勁射。

本身士氣就低，再知道身上的鎧甲是樣子貨，在這種氣勢逼人的攻擊面前，在身邊死傷同伴的慘唿聲中，往往瞬間全軍崩潰，掉頭逃跑，被東金從容的從背後大量殺死。

王戰相信自己的新軍一定不會士氣低落，一定會聞戰則喜，縱使死，也一定會死於胸前。但越是這樣的好兵，王戰越要珍惜，越要給以精良的鎧甲，因為那都是華夏最寶貴的棟樑。王戰絕不肯將之當成易耗品

除了面部，大宋步人甲的防護面積更大，防護當然也更全面，但那重量也真是大，不是一般士兵能夠長期承受的。穿上那麼沉重的鎧甲，機動性也完全不符合王戰的想法，王戰不想讓自己計程車兵列陣等著人來打。

王戰有時候就想，大宋有如此厚重的鎧甲，有能承受如此沉重負擔的強悍的戰士、有岳飛牛皋韓世忠那樣打得金兀朮屁滾尿流的將領，最後居然就讓這些能征慣戰的將領死在自己人手裡，讓強軍星流雲散，終至亡國，從皇帝到多數的大臣和士紳，著實可恨。

改進後的鎧甲，頭、頸、軀幹正、側面防護力大增，在這些部位比步人甲還要強，強得多，士兵死亡機率會大減。而機動性因整體重量的降低則會增強一些。

除了鎧甲，裡面的衣褲鞋靴王戰也要改進。

實際上，為了習武練兵，王戰現在身上穿的襯衣、褲子，靴子已經讓縫衣匠做了改變。襯衣改成了對襟和紐扣，但對襟位置加上了傳統漢服的花紋，穿脫方便又美觀大方，繼承了漢家華服之美，裁剪也更合體。褲子和靴子樣式沒什麼大變化，褲子的改進在褲袢和腰帶，靴子則加上了開口和鞋帶，所有改動的位置也儘量融入傳統服飾的美。這幾項不大的改進使得王戰無論習武還是騎馬射箭都感覺更合身、更跟腳，沒有鬆脫之虞。

暫時能想到的，都交代給了鎧甲工匠。

和前面的工匠一樣，王戰也告訴這些鎧甲工匠，實驗確定資料。

整塊的胸甲在打製出來以後，用一石弓試一試，以實際效果來決定，看能不能將胸甲厚度再減一減，最好是能減到兩毫米，那樣胸甲、面罩和腹部鱗甲這塊就能減去七八斤——老百姓俗話說遠路無輕載，減輕七八斤的重量對於長時間行軍作戰的意義是很大的。

“寇能往，我亦能往。保證防護力的前提下，機動性要儘可能的提高。”王戰在心中暗念。

主動出擊、機動作戰始終在王戰心裡，機動性是必須要素。

王戰最後喚到近前的是造車的工匠。

車營在戚繼光戚少保手中可是威震薊北邊塞，安邦定國，十六年無人敢犯。王戰也想發揮車營的作用，不過在王戰看來，大曌的車型太多了，必須要按自己設想的精簡，要標準化，通用化，儘可能減少型號種類。

王戰首先要造的是一種通用過載四輪馬車，作為貨運、客運、運兵、炮車的標準底盤。長度一丈五尺，量至後輪外緣，寬度為七尺五寸，車廂內淨高六尺;後輪直徑四尺，前輪直徑三尺，為了降低壓強，輪寬暫定為六寸;車體兩側安裝十個把手，以備路況惡劣時人力推車之用。

王戰之所以把寬度定為七尺五寸而不是再寬一點，是為了在裝上沉重的大炮之後，滿足士卒側身上車和座椅空間的前提下，儘可能的縮短車軸:每短一分，車軸的承受力就強一分。

王戰保守估計，因為貨物的重量都被四輪承受，馬匹完全不受壓，所以貨車型四輪馬車能比兩輪馬車多運兩倍三倍不止，只要車軸車輪受得了就行。

事實上，此時華夏也不是沒有四輪馬車，有，而且是過載四輪馬車，只是沒有帶轉向機構的四輪馬車。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載:“大車有四輪和兩輪之分， 其四輪車可載五十石，由馬或騾牽引執行，或十二匹，或十匹、八匹馬騾不等”。在此之前五百年，宋朝也有四輪過載車輛“太平車”，“前列騾或驢二十餘......或牛五七頭拽之......可載數十石”。

至於為什麼沒有帶轉向機構的四輪馬車，王戰覺得，大概是與路況和畜力狀況兩方面有關:

四輪馬車在壓出車轍的路面上是極難轉向的，英吉利四輪馬車大發展也是在硬質路面如石塊鋪裝路面、碎石碾壓路面普及之後才迎來大發展的，數量急劇增多不說，載重限制也從三噸增加到了六噸，而每一輛車所需的馬匹卻還減少了。

畜力方面，中原始終是比較缺馬的。牛的力量倒是大，但是速度慢，而且還是耕地的主力，少量使用可以，大量使用牛是不可能的，所以宋朝的四輪過載車的記載是驢和牛，沒有馬，也沒有民間普及的記載。而明朝馬匹狀況比宋朝好了很多，所以《天工開物》中的記載就有了馬拉的四輪過載車，且明確是在兗州、徐州、汴梁之間運用較多，而這一片區域地勢平坦，靠近大運河，商品經濟繁華，對過載車輛需求大;城鎮繁多，路況比別的地方好。

依據自己所瞭解的進行判斷，王戰相信，隨著自己後續的一些列舉措，大曌的路、車、交通運輸和與之相關的商品經濟一定會迎來大發展。自己的鋼甲重炮大軍將會讓大曌的硬質道路伸向遠方，伸向遠方的硬質道路則會讓大軍向前開拓的步伐永不停息，二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