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馬就這樣睡了一天，下午醒過來之後，仍然感到睏倦和勞累，我自打吸收了城隍爐之後，身體的狀態一直也沒有調整過來，以前仗著年輕，熬個夜不算啥，現在卻感到很是疲乏。

  直到晚上吃過晚飯，我才緩過來，我對小馬道：“陰魂出沒一般是在夜裡的子時之後到寅時之間，到了丑時就不會出來了，這段時間因為是一天陰氣最重的時刻，所以這之前都不會有事。

  我們就在客廳喝茶看電視閒聊，偌大的房間之內就我們兩個，謝定國要晚上十點多才能回來，所以一切哦度在計劃當中。

  這個時候我對小馬道：“馬哥，左右沒事，說說你的事吧。”

  小馬其實一直都神情鬱郁的，眉心鎖著，這顯然是心裡面有事的樣子，我知道小馬這個人不是壞人，畢竟我跟他的接觸的時間最長，他當我是朋友，那麼如果可能的話，能幫他的話，儘量我會幫他。

  小馬沉默了很久之後，一直沒有說話，我有耐心等他，所以也沒有催他，半響之後，小馬深深的嘆了口氣給我說起了他的一個戰友的事情。

  我知道當過兵的人對於戰友的感情是很深的，尤其是那種經歷過戰場的戰友，和平年代雖然沒有戰爭，但卻有那種一起經歷生死考驗的戰友，而他的這位戰友叫做陸煒。

  陸煒是獨生子。在北京，他父親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初二那年陸煒執意退學後，父親無奈之下安排他去了南方。按照父親鋪設的路，陸煒應該先進軍隊的體工隊，再當兵，拿到五年兵齡後考入指揮學校，當軍官。

  陸偉也是就是在那裡與小馬結成了戰友，按照年紀，陸煒比小馬年紀小，但陸煒卻是比小馬更早的退伍了。

  按照小馬的說法，陸煒與他一樣都有過行刑隊的經歷，但卻因為心理素質不過關而選擇了退伍，那一年年，陸煒回了北京。聽說行刑隊的事情，父親淡淡地說了一句：“怎麼能讓孩子幹這種事兒？我得跟誰說說。”

  陸煒回答，你現在說有個屁用。遂不了了之。然後父親四下託人，安排陸煒參加指揮學校的考試。打靶測試時，陸煒瞄準了旁邊考生的靶子打，他如願落榜。父親咆哮了一陣，只好又花錢安排他進了一所三流大學。

  大學裡，陸煒除了打架泡妞，就是泡妞打架。也是在那幾年，他開始學習彈貝司，自己寫歌，組樂隊。幾年下來，他成了演藝公司的簽約藝人，沒固定工資，公司給他安排演出，提成。掙的錢不夠花的，陸煒明著管父親要，暗地裡媽媽也給。

  那段日子，陸煒過得很頹。每天晚上十點多起床，起來除了玩音樂，就是喝酒，每每喝到早上七八點鐘，酩酊大醉。酒局上吹牛逼，各路人馬拿出自己好勇鬥狠的經歷來講，偶爾，陸煒會藉著酒勁說一句：“那算個屁——哥們兒可是殺過人的人”。

  喧鬧的酒局會勐然靜一下，然後他便迎著姑娘們亮晶晶的眼睛，一路剎不住地說下去。

  回到家裡，他會做噩夢。南方的風與河在夢中醒了過來，散發著血腥味。第二天他便喝得更多。

  這些年小馬跟陸煒之間聯絡也少了，知道他混的不如意，前一陣他接到陸煒的父親打來的電話，說是陸煒想要自殺，這讓他震驚不已，所以立刻趕過去找陸煒。

  但他看到的是一個意志消沉，幾乎要崩潰的男人，從陸煒父親那裡，小馬也瞭解到了一些陸煒這幾年的生活狀態。

  那幾年，陸煒住在父親一套空置的房子裡，跟父母家離得很近。父母經常會用幫他收拾屋子的藉口去他家裡視察。有時人在外面，他會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陸煒，你回來一趟”。到家一看，桌子上放著幾個小塑膠袋。

  “這裡面是些什麼？”——“別問了，不知道是什麼你們還能問我？”後來父親說，要不，你搬走吧。

  陸煒搬到了小西天一個朋友家的半地下室。媽媽幫他繳了前三個月的房租，悄悄跟他說，不行你就搬回來。陸煒說不。

  那個時候，陸煒長期合作的歌手是阿勇、陳琳、羅文綺和龍寬九段，都算業內響噹噹的人物。他的演出價碼攀升到每場三千到五千，在同齡的音樂人裡算高收入。有了這點資本，他覺得自己搬出來不靠父母，一樣也能活。

  兩週後，陸煒醉駕，父親給他買的桑塔納2000被撞得稀爛，駕照也被吊銷了。他心想，這倒好，又省一筆。

  知道他搬出來住需要錢，弟兄們紛紛給他發活兒——類似於當下“華國好聲音”之類的現場伴奏工作。陸煒正是最狂妄的年紀和狀態，看到這種邀請覺得是侮辱。某夜，他大醉後給所有的圈內朋友群發了一條簡訊：“你們是工人，我是STAR，我跟你們不一樣，以後這種傻事少找我。”

  一夜之間，陸煒得罪光了所有的朋友。

  恰在此時，與陸煒合作多年的歌手阿勇病了，這斷了陸煒最後一條靠演出拿錢的路。陸煒忽然發現，他陷入了完全沒有任何著落的境地。

  幸好房子是朋友的，沒人催著管他要房租。他每天憋在地下室裡，聽歌，打遊戲，偶爾出門，揹著琴從小西天走到西四去排練。手機欠費停機了，別人找不到他，他也不找別人。

  家裡的電錶常常只有三五個字，除了電腦，陸煒不開任何電器，“一開就全黑了。就電腦不能關，要放歌”。電錶只剩一度的時候，他便出門去找熟人要個十塊二十塊，再去銀行排隊，“買十塊錢的電”。

  陸煒住的小區門口有個小賣部，有天送盒飯的來，看到電腦上有張合影，他和一個染著黃頭髮的樂手站在一起。送盒飯的認為黃頭髮是郭峰，所以陸煒必是個名人，於是每天中午給他送一個不收錢的盒飯——“蒜苗雞蛋，再加上蒜苗肉絲”。

  這是陸煒從小到大從來沒有體驗過的生活。吃了三個月的蒜苗雞蛋，他用身上最後的幾塊錢買了瓶二鍋頭，坐在街邊喝光了。一夜宿醉醒來，他還在街邊，背後的琴沒了。

  有人問他：“那麼大的東西，你能給丟了？”——“那天晚上，我比它大。”

  那是2014年的夏天，陸煒33歲。

  當年陸煒在行刑班的戰友們大多數都已失散，只有很少幾人還與陸煒保持著聯絡。小馬就算是跟他關係最好的那個，2013年秋天，他還特意來北京，給陸煒帶來一大堆螃蟹。兩人吃了蟹，喝了酒，聊了過去又聊了現在。

  從卡拉OK廳裡走出來，喝多了的小馬把身體靠在陸煒的肩上。這份量讓他想起南方。他們是哥們。他們的那一群哥們。

  ——“人的靈魂是有力氣的，它會拎著你的體重把你往上拔。魂散了，人會馬上重好幾十斤。”

  這是陸煒從老兵哪裡學來的一句話，當年做押解員最難以忍受的，是要與死刑犯相處半天甚至更長的時間。早晨進入牢房提犯人的時候，押解員手裡預備一塊大海綿按在犯人的腦袋上。

  “牢裡的床和門窗都是鐵的，要提防他們想不開，一頭撞上去”。犯人站在卡車上游街，押解員手裡扣著麻繩，麻繩打成特殊的活結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如果犯人亂喊亂叫，押解員用力一拉，就能讓他們出不了聲”。

  而其他的時候，他們會象平常人一樣交談。

  “你多大了？”“當兵幾年了？”“哪裡人？”陸煒沒辦法不回答這些問題。

  問完答完，套上繩子游街。然後——“他們自己有知覺，但還是會問，我今天是不是要死了？我只能回答不知道。他們的命運不是我決定的”。

  再然後，是宣判。“死刑——拉赴刑場立即執行！”再然後，每個人的神態就完全不一樣了。有的人很鎮定，有的人完全崩潰，全靠兩個押解員架著走。

  “人壓在我的肩上，瞬間沉了好多，就像一攤肉。”陸煒說，老兵告訴他，這就是一個人的魂散了，“他已經走了”。

  那段經歷是陸煒最不願想也不願去談的事情，小馬當年去看他，臨走的時候，陸煒給他發簡訊：“今後別聊以前那些事兒了，不想提。”

  那一陣，小馬只是覺得陸煒意志有點消沉，也沒想到事情會鬧到這一步，他覺得這件事需要跟他的家人多聊聊才行。

  他父親說，又一次自己問陸煒，你知道這十年來，你玩音樂花了多少錢嗎？陸煒說不知道。“兩百萬，平均每個月兩萬。”陸煒說，那……還行。

  2014年，陸煒33歲。二鍋頭那一夜後，陸煒主動與家人緩和了關係。六年前，媽媽去世了。現在父親和父親的女友住在北京近郊的小別墅，陸煒和他的女友住在南城父親的一套單元房裡，只有逢年過節父子倆才會見上一面，但父親會定期給陸煒轉帳打錢。

  陸煒說，其實父親一直對他不錯，“但我們就是沒法和平相處”。

  陸煒仍然是個樂手。現在他的樂隊是幾個認識很久的朋友一起攢起來的，以他排練室的地址命名——排練室在北京南二環裡的一個地下室，三個房間收拾得十分整潔，隔音設施也做得很專業，“關上門可勁兒造，沒問題。”排練室同時也作為架子鼓學校對外開業。

  陸煒的四個樂隊成員都生於七零末八零初，不喝大酒的時候，氣質謙和，鞋襪整齊，看上去挺正常。正常，這正是陸煒目前力求達到的狀態。他們把排練時間定在上午，“就像上班族的作息”。

  “大酒也要少喝，以前那種生活狀態，太糟糕了。”樂隊的主唱喜歡竇唯，他們的曲目、唱腔和編曲都有點竇唯的空靈，總體聽起來是親和的，有禮貌的，不憤怒的。這跟陸煒的外表和經歷都有點反差。他摸摸頭，又露出那種直愣愣的眼神：“我沒有那麼大怨恨，我不是憤青，抵制這個，反抗那個，要爭取自由。我現在挺自由的。”

  他們有一首歌叫《在海邊》，歌詞是押韻的，裡面唱到了大海、天空、青春和愛情，聽起來仍然是青春期的感覺。

  陸煒的女朋友比他小將近十歲，偶爾會來排練室看他們排練。陸煒以前的事情她不知道，“沒必要讓她知道。”陸煒說。他說自己是個挺絕對的人。幾年前，陸煒把原來聽了讓他哭的歌全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