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夏初的京都，暑氣剛起，“華人匯” 五處據點的煙火氣卻比天氣更盛 —— 訓練基地的拳聲震得院角梧桐葉發顫，裁縫工坊的縫紉機嗡嗡響到月上中天，住宿區通鋪裡的鼾聲都透著安穩。可龍先生站在總部四合院的廊下，手裡捏著張皺巴巴的報紙，上面 “國務院允許城鎮待業青年從事自營勞動” 的標題被紅筆圈了又圈，心裡卻清楚：這年頭的 “個體戶”，可不是想辦就能辦的。

前兩年還把個人做買賣當 “投機倒把”，今年剛鬆口試點，各地工商所都摸著石頭過河，名額少、規矩嚴，像四川瀘州張華明那樣拿到第一本照相館執照的，全國都沒幾個。“華人匯” 要給修理鋪、裁縫坊辦執照，不僅要闖 “政策模煳” 的關，還得繞 “身份審查” 的坎 —— 按規定，只有城鎮待業青年、退休工人能申請，“華人匯” 裡不少是農村返城的知青，連申請資格都懸。

“得把這事兒做細，既要合規，又不能露怯。” 龍先生召集張世忠、李建軍、楊惠敏開會時，特意把報紙鋪在桌上，“李同志牽頭跑工商，重點說咱們是‘幫扶待業知青’，把符合條件的成員名單挑出來當申請人；楊同志整理賬目時，把資金控制在 3000 塊以內，現在政策卡這個線；張師傅你多派些兄弟盯著工商所周邊，別讓之前的幫派趁機來搗亂，咱們這時候經不起折騰。”

第二天一早，李建軍揣著龍先生寫的介紹信，騎著腳踏車往西城工商行政管理所趕。那地方是個舊四合院改的，門口掛著 “工商行政管理所” 的木牌，院裡排隊的人不多，卻個個攥著材料緊張得直搓手。輪到李建軍時，穿灰布中山裝的辦事員抬眼掃了他一眼：“幹啥的？申請啥專案？”

“同志，我們是‘互助合作社’，幫返城待業知青找活幹，想給修理鋪和裁縫坊辦個執照。” 李建軍把介紹信和成員名單遞過去，特意指了指 “城鎮待業青年” 的標註，“您看，這些孩子都是城裡戶口，沒工作，靠修東西、做針線活煳口，符合政策要求。”

辦事員翻著名單，眉頭卻皺了起來：“你們這一下子申請兩個鋪子？還這麼多人？現在個體戶都不讓僱工，你們這算啥？” 李建軍早有準備，從包裡掏出幾張照片 —— 是裁縫工坊裡知青們各自做活的場景，沒一個人閒著，“同志，這不是僱工，是大家一起幹，賺了錢平分，就跟溫州那邊修鞋、補鍋的一樣，都是自己人互幫互助。”

這話戳中了辦事員的心思 —— 最近上頭總提 “溫州模式” 的萌芽，讓各地多觀察、少阻攔。辦事員沒再揪著 “僱工” 的事，卻又丟擲個難題：“場地證明呢？申請人身份證影印件呢？還有經營專案，裁縫坊要是賣繡品，算不算‘超範圍經營’，我得問問上面。”

李建軍把提前拍好的四合院場地照片、挑出來的知青身份證影印件遞過去，心裡卻捏了把汗 —— 他知道，像 “巧手縫紉坊” 想兼賣繡品的，在別處十有八九會被打回來，就像成都 “傻子瓜子” 年廣久，當初在地攤賣瓜子都得躲著工商，更別說兼營其他了。

回來跟龍先生一說，楊惠敏倒有了主意：“我去趟工商所，帶著繡品去跟辦事員說說。” 她挑了兩匹最俏的繡品 —— 一匹繡著 “喜鵲登梅”，一匹繡著 “歲歲平安”，針腳細得能數清，“我就說這是知青們自己做的，街坊都喜歡，不算‘超範圍’，就是幫大家多賺點飯錢。”

楊惠敏去的那天，工商所里正好有個老領導來視察。她抱著繡品進去時，老領導正跟辦事員聊 “個體戶試點” 的事，看到繡品眼睛一亮：“這活做得不錯啊！是孩子們自己做的？” 楊惠敏趕緊點頭，把返城知青沒工作、靠繡花煳口的事說了遍，末了紅著眼眶補充：“您看，他們就想靠手藝吃飯，不偷不搶，要是能批下來，以後就不用再怕被當成‘投機倒把’了。”

老領導拿起繡品摸了摸，轉頭對辦事員說：“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們幫待業青年就業，還做這麼好的活，應該支援。你們儘快稽核，按規定給批了。”

這話像顆定心丸，可後續的手續還是磨人 —— 工商所讓補 “場地產權證明”，龍先生就託廖爺爺找街道辦開證明；讓補 “經營計劃書”，楊惠敏熬了三個通宵，把每天能修多少腳踏車、做多少件衣服都算得清清楚楚。期間還有小插曲：之前被打跑的 “銅環幫” 聽說他們辦執照，想在工商所門口堵李建軍，被張世忠帶著 “武堂” 的兄弟攔下，揍得再也不敢露面。

半個月後的一個上午，李建軍從工商所出來時，手裡攥著兩個紅皮本子，封面上 “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幾個字燙得人眼睛發花。他騎著腳踏車往四合院趕，一路都在笑，路過裁縫工坊時，還停下來喊了聲：“批下來了！咱們有執照了！”

院子裡瞬間炸了鍋 —— 楊惠敏手裡的針線掉在地上，張世忠正在教拳，一拳把木樁打得木屑飛濺，連住宿區的知青都跑出來，圍著李建軍要看執照。龍先生把兩個執照掛在正房最顯眼的地方，一個寫著 “便民修理鋪”，經營者是待業知青王建軍；一個寫著 “巧手縫紉坊”，經營者是待業知青楊惠敏，經營範圍裡特意加了 “手工繡品銷售”，那是京都城裡少有的 “特例”。

“大家記著，這執照不是給我龍先生的，是給咱們所有想靠手藝吃飯的人的。” 龍先生站在臺階上，聲音比平時高了幾分，“當年溫州的老鄉靠修鞋、補鍋能闖出條路，咱們靠修理、繡花也能！以後咱們還要開更多合規的鋪子，讓‘華人匯’的兄弟，再也不用怕‘投機倒把’這四個字！”

那天晚上，四合院擺了十桌菜，知青們從裁縫坊端來剛做好的醬肘子，從修理鋪拿來珍藏的二鍋頭，連張世忠都少見地喝了兩碗，臉紅得跟門口的燈籠似的。楊惠敏拿著執照，跟幾個姐妹湊在燈底下看了又看，眼淚掉在執照封面上，又趕緊用袖子擦了 —— 這紅皮本子，不僅是個執照，是他們返城後第一個 “正經身份”，是能挺直腰桿過日子的底氣。

龍先生坐在角落裡，看著滿院的笑臉，想起報紙上張華明的故事，又想起未來 “溫州商幫” 的傳奇。他知道，“華人匯” 拿到這兩張執照，只是邁出了一小步，可在 1979 年這個個體戶剛萌芽的年頭，這一小步，卻能讓更多返城知青，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夾縫裡，找到一條安穩的活路。夜色漸深，他摸出懷裡的玉佩，指尖傳來溫潤的觸感 —— 這盤棋，總算走對了關鍵一步。